千古一仁宋仁宗

网络

宋仁宗赵祯(1010年—1063年),中国北宋第四代皇帝(1023年—1063年在位)。初名受益,宋真宗的第六子,生于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1018年立为皇太子,赐名赵祯,1023年即帝位,时年13岁。1063年驾崩于汴梁皇宫,享年53岁。

在宋仁宗统治时期,国家安定太平,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仁宗皇帝当政期间,政府正式发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官交子”。

仁宗皇帝性情宽厚,不事奢华,还能够约束自己,因此他受到历代历史学家,政治家的称赞。一天,宋仁宗赵祯考虑到皇宫太逼仄太寒碜,寻思着要把皇宫扩建一下,就派人去和皇宫北面的居民协商。令人“震惊”的是拆迁对象拒绝了来自皇宫的拆迁协商。无论给多少钱他们都不愿意搬走。宋仁宗让步了,于是北宋就有了有史以来最小的皇宫,仅仅相当于一个节度使的府邸。

有一次,时值初秋,官员献上蛤蜊。仁宗问从哪里弄来的,臣下答说从远道运来。又问要多少钱,答说共28枚,每枚钱主干。仁宗说:“我常常告诫你们要节省,现在吃几枚蛤蜊就得花费28000钱,我吃不下!”他也就没有吃。

  • 仁宗处理事务到深夜,又累又饿,很想吃碗羊肉热汤,但他忍着饥饿没有说出来,第二天,皇后知道了,就劝他:“陛下日夜操劳,千万要保重身体,想吃羊肉汤,随时吩咐御厨就好了,怎能忍饥使陛下龙体受亏呢?”仁宗对皇后说:“宫中一时随便索取,会让外边看成惯例,我昨夜如果吃了羊肉汤,御厨就会夜夜宰杀,一年下来要数百只,形成定例,日后宰杀之数不堪计算,为我一碗饮食,创此恶例,且又伤生害物,于心不忍,因此我宁愿忍一时之饿。”

仁宗皇帝,他在皇宫里,凡是小便,必仔细看看便池里有没有蚂蚁之类的小虫,恐怕热尿伤害它们。

谏官王素曾劝谏仁宗不要亲近女色,仁宗回答说:“近日,王德用确有美女进献给我,现在在宫中,我很中意,你就让我留下她吧。”王素说:“臣今日进谏,正是恐怕陛下为女色所惑。”仁宗听了,虽面有难色,但还是命令太监说:“王德用送来的女子,每人各赠钱三百贯,马上送她们离宫,办好后就来报告。”讲完,他还泪水涟涟。王素说:“陛下认为臣的奏言是对的,也不必如此匆忙办理。女子既然已经进了宫,还是过一段时间再打发她们走为妥。”赵祯说:“朕虽为帝王,但是,也和平民一样重感情。将她们留久了,会因情深而不忍送她们走的。”

一天,仁宗退朝回到寝宫,因为头痒,没有脱皇袍就摘下帽冠,呼唤梳头太监进来替他梳头。太监梳头时见仁宗怀中有一份奏折,问道:“陛下收到的是什么奏折?”仁宗说是谏官建议减少宫中宫女和侍从的。太监说:“大臣家里尚且都有歌伎舞女,一旦升官,还要增置。陛下侍从并不多,他们却建议要削减,岂不太过分了!”仁宗没有接口。太监又问:“他们的建议,陛下准备采纳吗?”仁宗说:“谏官的建议,朕当然要采纳。”太监自恃一贯为皇上所宠信,就不满地说:“如果采纳,请以奴才为削减的第一人。”仁宗听了,顿然站起呼唤主管太监入内,按名册检查,将宫人29人及梳头太监削减出宫。事后,皇后问道:“梳头太监是陛下多年的亲信,又不是多余的人,为何将他也削减?”仁宗说:“他劝我拒绝谏官的忠言,我怎能将这种人留在身边!”

包拯在担任监察御史和谏官期间,屡屡犯颜直谏,唾沫星子都飞溅到仁宗脸上,但仁宗一面用衣袖擦脸,一面还接受他的建议。有一次包公要拿掉三司使张佐尧的职务,理由是他平庸了些,张是仁宗宠妃的伯父,仁宗有点为难,想了办法,让张去当节度使,包拯还是不愿意,言辞更加激烈,仁宗生气地说:“岂欲论张佐尧乎?节度使是粗官,何用争?”包拯不客气回答道:“节度使,太祖太宗皆曾为之,恐非粗官。”张最终没能当成节度使,仁宗回到宫中对贵妃说:“汝只知要宣徽使,(宣徽使:史载,仁宗情急之下把节度使说成宣徽使)汝岂知包拯为御史乎?”

“仁政”,一直是传统政治的最高理想,宋仁宗之前,没有一个帝王能以“仁”或冠以“仁”。仁宗驾崩的消息传出后,“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烧纸钱哭于大内之前。”洛阳焚烧纸钱的烟雾飘满了洛阳城,以至天日无光,偏远地区的人们也带孝帽哀悼。

【历史评价】

在宋代有太多赞美、歌颂仁宗及其“盛治”的宋人,这些人包括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曾巩、胡安国、刘光祖、周必大、杨万里、王璧、陈俊卿、刘克庄、赵汝腾、叶适、王十朋、文天祥等等。在大多数宋人眼里,“仁宗盛治”远过“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宋仁宗一生节俭,有天内宴,端上蛤蜊28只,在得知一只要一千钱,竟不忍下箸。[8]

在嘉祐四年(西元1059,距赵祯驾崩还有四年),以宰相富弼为首的群臣连续五次上表请求给他加尊号为“大仁至治”,赵祯都没有批准。但他死后再也阻止不了群臣给他加上“仁”的尊号了。翰林学士王圭等群臣给他写谥曰:“臣闻元精磅礴,济万物而不昭其迹者,荐名曰天;至德汪洋,泽万世而不有其功者,建谥于帝……维其历古圣贤之君,莫不极所以尊明令显之称,又或至于代相袭之。夫仁者圣人之盛德,岂独未有以当之耶抑当时鸿儒巨学反略于稽求抑又天之所启、期以克配先帝之庙乎《诗》云:‘维天之命,于穆不已’,此之谓欤惟功以创业为祖,德以守成为宗,皆尊尊之大义也。先帝尊谥,宜天锡之曰神文圣武明孝皇帝,庙曰仁宗。”

“仁”就是对帝王的最高评价,“为人君,止于仁。”《宋史》评价赞美仁宗及其盛治:“(仁宗)在位四十二年之间,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残刻之人;刑法似纵弛,而决狱多平允之士。国未尝无弊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子孙一矫其所为,驯致于乱。《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

他的群臣们这样歌颂“仁宗盛治”:“四十二年于兹,可谓海内大治矣。窃迹羲黄之前,敻乎莫索其详。自《诗》、《书》之载,未有如兹之盛者也。”

北宋学者邵伯温这样赞美“仁宗盛治”:盖帝知为治之要:任宰辅,用台谏,畏天爱民,守祖宗法度。时宰辅曰富弼、韩琦、文彦博,台谏曰唐介、包拯、司马光、范镇、吕诲云。呜呼,视周之成、康,汉之文、景,无所不及,有过之者,此所以为有宋之盛欤?”

北宋政论家陈师锡这样怀念“仁宗盛治”:“宋兴一百五十余载矣,号称太平,飨国长久,遗民至今思之者,莫如仁宗皇帝。……以致庆历、嘉佑之治为本朝甚盛之时,远过汉唐,几有三代之风。”

大文豪苏轼说:“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天圣、景祐都是宋仁宗的年号。即使目空无人的南宋宰相秦桧也曾说到:“昔我仁祖临御,亲选天下十有五人崇论宏议,载在方册。庆历、嘉佑之治上参唐虞,下轶商周,何其盛哉!”南宋人名人卫径也称:“嘉祐之治”振古无及。

负面评价

王夫之批评宋仁宗“无定志”,“计此三十年间,人才之黜陟,国政之兴革,一彼一此,不能以终岁。吏无适守,民无适从,天下之若惊若骛、延颈举趾、不一其情者,不知其何似,而大概可思矣。……夫天子之无定志也,既若此矣。”

文章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6d0ce8df0102xwon.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