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纸堆中的珍宝——敦煌藏文文献

飘失百年的文化底本

敦煌是很多中国学者和研究者心中的圣地,敦煌也是这些学者和研究者最伤痛的地方。这里曾经有着傲视天下的浩瀚圣藏,但这里也是中国古代文化失落最多的一个角落。

我们来追溯一下敦煌吐蕃历史文献的形成……

敦煌发掘的藏文古籍

从吐蕃王朝第三十三代藏王松赞干布到第三十八代藏王赤松德赞执政以前,吐蕃所使用的文字是真正意义上的古藏文。

我国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吐蕃历史文献,产生于7—9世纪,几乎和藏文的创建同时开始,直到9世纪吐蕃势力退出敦煌为止。这批资料无疑是藏民族最早的文字记录,承载了西藏有记载以来的早期历史即吐蕃历史,若以此为对象的研究,对于全面了解西藏历史,诠释藏族文化、认知藏汉文化的双向交流,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敦煌藏文文书大部分是自公元 740 年左右至 1120 年间,藏族统治河西、陇右地区(今甘肃、宁夏和陕西、内蒙部分地区)长达 380 年间形成的。

藏经洞中的卷帙,大多数属于吐蕃佛教的前弘期(从松赞干布到朗达玛之间,佛教在藏地经历了初传、发展、兴盛,直至灭亡的一个周期,藏族史家也将这一时期称为藏传佛教的“前弘期”),是中国古代民族文化兴废继绝的重要文献,是当时吐蕃统治河西时期的历史记录,它是现今我们研究藏族古代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经济关系、宗教思想、文化渊源、民族关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一手资料。

敦煌吐蕃藏文历史文献数量很多,共有 2 万多件(卷),但其中主要部分在公元 20 世纪初被英国人斯坦因和法国人伯希和盗运国外后,分别藏于英国伦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大英博物馆)和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

目前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内收藏的敦煌文献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出版价值,主要包括了伯希和从莫高窟获取的汉文文献4000多件、藏文文献4000多件,还有其他如粟特、龟兹、回鹘、西夏文文献等。

大英博物馆中国馆,对公众开放,里面展出的文物丰富,实际上那些公众能看到的中国文物只有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十几分之一,其共存的两万多件文物大部分都储存在藏室密室里,即便是学术界专家们也是可望而不可及。

大英博物馆中的斯坦因密室

斯坦因密室,这个传说中的房间真实地存在于伦敦的大英博物馆。1907年,英国籍匈牙利探险家奥里尔·斯坦因(1862—1943年)在敦煌用40块马蹄银从看护藏经洞的王圆箓道士手中换来了29箱珍贵的写经、绢画和丝织品。其中写经最早可至北朝,最晚至西夏王朝统治河西走廊时期;绢画大部分是唐代作品。

斯坦因带走的敦煌宝藏抵达英国后,文书部分入藏大英图书馆印度部,绢画和丝织品则存放在大英博物馆的斯坦因密室内。斯坦因密室,这间神秘库房名声显赫,但是探秘者稀少。密室只对研究丝绸之路的学者开放,即使是社会名流乃至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查尔斯王子走到门口,都要自觉止步。

大英图书馆“国际敦煌”项目负责人魏泓女士展示来自敦煌藏经洞的文献及散页。敦煌藏经洞的唐代刺绣《凉州瑞像》(上图右),刺绣内容为西方三圣,中间立者为阿弥陀佛,左右两侧分别大势至菩萨和观世音菩萨,在唐代阿弥陀佛和弥勒佛的信仰极为普遍,有广泛的信徒。图为《凉州瑞像》的局部特写,可以清晰地看到唐代高超的刺绣工艺,令人叹为观止。

伯希和回到巴黎后,开始组织对所有文献进行编目,将0001——2000号留给了藏文编号,而汉文文献则从2001开始编号。由此可见伯希和对于这批古藏文文献的认知和重视。

史料记载100年过去了,有关这件越洋文化劫案的最原始记录居然出于——劫掠者的手记和报告,1908年2月末,刚刚30岁的法国东方学家伯希和第四次来到中国。他用几块银元换来了当时莫高窟主持王道士整天挂在裤腰上的钥匙,最终进入了著名的“藏经洞”。现在研究者们比较统一的说法是:伯希和从3月3日起,立即着手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准确”而又“系统”地为文献和画卷编目,于3月26日才结束这项工作。一幅当时的照片上,伯希和跪在一张小桌子前面,正在阅读一份卷子。在他的日记里写到,他“有时候连续十小时”都在工作,耳室中那不流通的空气常常让他“阵阵剧烈的咳嗽”。

“当我置身于一个在各个方面都只有2.5米,三侧均布满了一人多高、两层有时是三层厚卷子的空间里,您可以想象我的惊讶。数量庞大的一批用绳子紧扎在两块小木板之间的藏文写经堆积在一个角落里。在其它地方,汉文和藏文字也从扎捆的一端露了出来。我揭开了几捆。写本多是残卷,或首尾残缺,或中间腰断,有的仅剩下一个标题了。但我解读出的几个,时间却都早于十一世纪。从这种初步探测开始,我便遇到了一部婆罗迷文的贝叶经装式经文,还有另一部回鹘文经文的几页文字。我于是便迅速做出了决定,必须至少是简单的研究一下全部藏书。我应该在此完成这项工作。从头至尾地展开收藏于此的15000—20000卷文书,这是无法想象的,我即使用6个月的时间也无法完成它。但我必须至少是全部打开它们,辨认每种文献的性质,看一下在何种程度上能有幸为我们提供新文献……”

伯希和在遥远的异国大漠中,开始了他一生当中最为重要的忙碌。

“将它们分成两份,其一是精华和高级部分,也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让他们出让的部分;另一部分是尽量争取获得、同时在无奈时也只能放弃的部分。尽管我非常勤奋地用功,这种分堆还是花了我三个星期的时间。前十天,我每天要拆开近1000捆卷子,这应该是创下一项记录了:每小时打开100卷,跪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然后用赛车一样的速度工作。我后来放慢了速度。这首先是由于我有点累了,文字捆包中的灰尘呛喉咙;其次是由于我购买文书的谈判也激励我去赢得时间,否则就只会失去他们了……”

伯希和与王道士

伯希和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记录:

“一项如此仓促的工作,当然是带有某种侥幸地进行。我可能会漏掉某几件文书,或者若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我会把它们占为己有的 ……”

在他自己的传记里也提到了这批文献的价值“……很明显,拥有一套比我们所知道的欧洲拥有的全部《甘珠尔》更要古老很多的经书,无论如何也是很有意义的。我不记得在我们的图书馆中,是否藏有柏林博物馆那些十五世纪初叶的、已经散页的几卷《甘珠尔》。千佛洞的《甘珠尔》最晚也是十世纪的,而且更可能是九世纪的。我没有放弃这部分文书,我的坚持会取得胜利。无论如何,这11大本“夹板”并不代表藏经洞中的全部藏文卷子,而且还差得远呢!我几乎可以确信,自己更容易成功获得其余者。 ”

 

德格版本 ▪ 《甘珠尔》

书写一部德格版《甘珠尔》,共103函,每本按藏文梵夹装式计算,平均每函为410×2×103=84460页(一叶等于二页),书写完成大约需要25年。那另一种版本《甘珠尔》213函,则需要50年才能完成,也就是名副其实的“皓首穷经”。

我国藏学研究的先驱于道泉先生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在巴黎求学时就已经注意到这些文献的重要价值,且受当时北平图书馆的委托,谋求对这些文献进行复制、摄影,以期携归国内供国人研究。但由于受到收藏单位的阻挠,愿望一直没有实现,以至多年来国内学人无缘从事研究工作,只能是临渊羡鱼。1961年,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就建议当时的中国科学院,把英国国家图书馆印度事务部所藏敦煌藏文写本胶片收购进来,但限于当时的条件,陈先生的建议未能实行。

于道泉先生

我国学者对敦煌藏文文献的价值虽然认识很早,对其研究也酝酿已久,但成果的发表却迟至1978年。开先河的是黄文焕先生的《河西吐蕃文书简述》,该文通过对敦煌、张掖、酒泉、武威以及兰州等地所藏吐蕃文书的调查与整理,指出现存河西吐蕃文书达9000多页,并论述了这些文书多方面的宝贵价值。继其后,王尧、陈践先生合力开展了更大规模的研究,切入点就是法国学者芭考等著《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和法国科学院与法国国家图书馆合作的影印的两巨册《法藏敦煌藏文写卷选刊》。

这些年,西北民族大学海外民族文献研究所通过多方努力,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作,从法国买回法藏古藏文献胶片,目前已经整理出版了许多册影印本,大家可以看到,流失百年的法藏藏文文献将以另一种形式再现曾经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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